新华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乔继红　俞懋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期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谈到其重要作用时，相关文件提到了“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总览全球，从“理性预期”到“预期主义”再到新潮的“前瞻性指引”，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预期管理”已经在相关经济政策中多有体现。如今，中国也正加入这一前沿政策实践，其思路和操作则更具自身特色。

“预期管理”全球实践

“预期管理”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理论发源。根本而言，这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力求经济政策效果最大化，而副作用最小化。之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甚至启用了一个新术语“预期主义”，着重分析了在货币政策中管理和引导预期的核心作用。

美联储在“预期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探索，它通过对政策工具的清晰界定、对政策调整时机所应具备条件的明确解释，以及定期举行议息会议并公布会议纪要等，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被市场预见，从而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一直维持超低利率，对于调整时机，则明确提出三个数据门槛：即通货膨胀、就业指标和产能利用率水平。对近来牵动全球资本市场神经的量化宽松退出策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但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一套路线图，还在不同场合给出暗示，有意引导预期。

近来，“‘前瞻性指引’似乎成为央行官员中兴起的新潮流，”北欧联合银行分析师安德斯·斯文森说。就连一直拒绝“预先承诺”的欧洲央行，今年7月也做出重大变革，宣布“关键利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保持现有或更低水平”，试图用“前瞻性指引”对冲相关风险。英国央行新任行长卡尼则在就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上便推出“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

在日本，所谓“安倍经济学”也通过在预期方面施加影响来调控经济。安倍晋三上台后多次施压要求央行设定2%的通胀目标并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提高投资者对股市上涨、日元贬值和通胀上升的预期，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最终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摆脱通缩。

中国调控理性选择

当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已成为发达国家调控经济、提升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时，中国政府也因时应势，依据自身情况理性选择，推出自己的“预期管理”措施。不同于西方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中国的“预期管理”覆盖领域更加宽泛。

上半年，国务院针对出台的一系列产业升级新政，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科学解读;对于“钱荒”、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减税等市场热点问题，相关部门也及时表明立场、积极稳定市场预期。

为回应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担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7月就提出，宏观调控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9月，李克强总理又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了中国经济运行中GDP增幅等几个关键数据的合理运行区间。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不让增长滑出下限”是十分重要的“预期管理”手段，这种提振信心的信号还需要不断重复。
 

另外，为使公众更深入理解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等部门负责人还多次进行网络在线访谈，解读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

这些措施对解决经济个体的信息不对称、稳定市场预期起到良好成效。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就说，中国近期数据都显示经济企稳向好，说明7月以来政府多轮政策支持，包括“预期管理”都在起作用。

李克强总理在近期的国务院会议上再次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对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并要求政府与公众互动，不仅科学解读新政策法规，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还要回应热点问题，注意把公众期盼融入政府决策之中。

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李拉亚说，在中国的“预期管理”中，强调“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现代方法正在逐步增加。

政策风险仍需警惕

当然，在经济调控中预期管理也不是万能药，各种潜在风险仍需警惕。

新西兰央行行长格雷姆·惠勒说，“如果能平稳有效调整市场预期，就不必费周章调整政策”，如果央行或者政府只是纸上谈兵，最终不兑现被预期的政策承诺，很有可能会引发副作用，损害公信力。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就曾指出，加拿大、瑞典等国的实践表明，意在引导市场预期的“前瞻性指引”不能代替实际的货币政策行动，也难以产生持久和可信的效果。

波森说，美联储已出现与市场沟通的问题。如果央行将沟通本身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并不真正兑现沟通内容，那政策最终可能失灵。

李拉亚也谈到，传统预期管理方法虽能改变预期，却不能重塑预期，还可能带来副作用。比如紧缩政策固然可以降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但也会导致经济衰退。对于这些政策风险，中国政府在实践中都要有充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