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放权地方政府，会一放就乱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这为开启垂直府际关系改革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命题。人们对于如何赋权、赋哪些权和赋权后的配套改革，也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有《半月谈》读者担忧，如果放权给地方政府，会不会“一放就乱”?究竟哪些权该放给地方政府?放权以后又当如何监督?
这样的担忧是很现实的。在我国以往的一些改革实践中，确实不同程度面临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这也正说明构建科学的垂直府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多级政府的管理架构中，越往上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越能够高瞻远瞩和顶层设计；越往下则越接地气，越了解实情，越能够脚踏实地和贯彻落实。以中国一些较大的省份和城市为例，其体量和影响力早已匹敌一些国家，对其赋予充分的权力显得极为必要。否则，任何问题都要通过中央部门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决策，不仅行政效率低下和容易滋生腐败，而且未必能够因地制宜。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向地方政府赋权，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我国现实而言，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财权并不低，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全世界都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就人事、规划、审批等方面而言，地方政府的权力又相对较小。这导致中央政府部门普遍使用“项目制”去管理，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跑部前进”，滋生出不少弊端。
在赋权的指导思想上，要明确能放就放的原则。特别是一些“含金量”和“杀伤力”较大的审批权限，不能都抓在中央部门的手中，而应作为典型去研究赋权的可行性。在赋权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省以下特别是县乡政府的自主权，使其能够真正“独当一面”，就地解决问题并满足民众需求，以避免多级政府经常遇到的“中层梗阻”现象。
就赋权的内容来看，在区域规划、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方面的探索空间较大。首先，许多城市的体量已经较大，但是受制于既有制度框架，无法进行有较强自主性的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其次，要打破“上下一般粗”的组织架构，在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推进合署办公和机构精简，使跨部门协调难题逐步破解。最后，要探索人员编制管理权限的下放，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动态管理人员编制。目前许多基层部门都大量引入临时聘用人员，以适应刚性人员编制的严重短缺。
对于“一放就乱”的担忧，要理性看待，趋利避害。不赋权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会乱用权，而且会让权力走入不见天日的灰色地带，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赋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化和正式化，有利于开诚布公地谈判和监督。为合适的地方政府赋予匹配和相适宜的自主权，不仅不会乱，而且可以逐步增强政府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当然，向地方政府赋权之后，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避免发生权力滥用和权力误用。应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权力清单和备案审查制度，使权力的来源、去向和使用都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有迹可循。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督外，要逐步强化社会监督与公共问责的制衡力。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对政府权力运行进行“无死角”的立体化监督。
2、摘了贫困帽，长怀“脱困”忧
2017年，全国28个贫困县宣布脱贫摘帽。脱贫摘帽，不是大获全胜的终点，而是新征程的开启。摘帽之后，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在做什么?想什么?近日，半月谈记者分赴江西井冈山、贵州赤水、青海同德3个脱贫摘帽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幸福的感觉像瀑布砸在石头上”
红军“四渡赤水”发生地贵州省赤水市，处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内。
在赤水大瀑布景区核心区的黎明村走访时，曾经的贫困户王正江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他家20亩竹林地一年卖竹原料和竹笋就增收一万元以上，加上猕猴桃产业和漂流项目，每年有4500元以上的分红，儿子和儿媳在景区上班每月有4200元，加起来全家一年有6万多元收入，“这种幸福的感觉就像瀑布砸在石头上一样”。
昔日的黎明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是一个失学儿童多、贫困户光棍多、无业游民多的“穷三多”村。自2014年开始，在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政府修了80多公里通村串户路，曾经偏远贫穷的黎明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种植业，一跃变成产业多、老板多、收入多的“富三多”村。
在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一面由27张贫困户照片拼成的“笑脸墙”的左上方，昔日村里家境最难的贫困户彭夏英身着绿色新衣，笑容中带着几分腼腆。
在政府帮助下，2016年，彭夏英拿出多年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靠着经营农家乐，现在我家的年收入超过10万元!”彭夏英笑着说。
在井冈山茅坪乡坝上村，村里的贫困户参与“红军的一天”培训饮食接待，每户增收约2.3万元。村主任金齐兴说：“过去，村里没什么产业，大家无所事事，赌博之风盛行；现在，大家都在忙，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村，今年36岁的藏族牧民索南项秀同样很知足：他住进了漂亮的房子，每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而在5年前，索南项秀住在一个约1米深的地窝子里。那个时候，他几乎不和别人说话。
“还不能有松松气、歇歇脚的思想”
“我们只是阶段性脱贫，还不能有松松气、歇歇脚的思想。”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告诉半月谈记者。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脱贫摘帽县干群最担心的问题有三个。
“脱贫不脱困”现象需要得到更多重视。
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发展农家乐，井冈山市茅坪乡坝上村贫困户赖甫秀一家3口年收入超2万元，远高于脱贫标准，成功脱贫。然而，因女儿患有尿毒症，虽然透析免费，但每年门诊医药费2万多元。“这些费用基本都报销不了，我们搞农家乐挣的一点钱只够给她看病。”赖甫秀说。
一个脱贫县移民和扶贫办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3至5口人的贫困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在外打工，即便按照每月2000元的工资计算，其年人均纯收入也能达到国家脱贫标准；对一些孤寡老人，当地已将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220元，再加上每月80元的养老补助，年收入也能超过脱贫线。
“对照这些标准，脱贫没有问题，但没有考虑支出情况，虽然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许多举措减轻贫困户的支出负担，但脱贫不脱困现象仍会存在。”该负责人说。
产业扶贫“种难、卖难”影响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某网记者走访发现，一些扶贫产业受自然条件、人才瓶颈等多重因素影响，收益的可持续性难以保障。基层扶贫干部表示，村级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产业链条短、产品品质差、产品同质化严重，“扶贫果实”卖难问题较为突出；二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加工水平和科技含量低，种植养殖中“一病死一大片”现象屡见不鲜，产业发展脆弱性大、农民返贫风险高。
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瓜什则村是一个游牧民定居村，村里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有机肥加工。由于缺乏经营管理人才，2017年租给了一家企业经营，企业第一年给租金15万元，分到村民手中，每人仅有几百块钱。
“争当贫困户”乱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基层干部表示，农村极少数群众眼红扶贫政策红利，利用各种手段“争当贫困户”：有的“哭穷”“晒穷”要票子，有的“分房”“分户”要房子，有的缠访闹访要政策，有的甚至故意不赡养老人、遗弃老人……这些乱象不但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更冲击着社会公序良俗。
“去年五六月，随着农村危房改造的深入推进，我接待了300多户想要危房改造政策的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外打工的，有些甚至全家5口人坐飞机回来要求政府给其盖新房；有的已经在县城买了商品房，还要求政府给他盖新房，政府不同意，他们就到处拉横幅、网上发帖子。”在乡镇工作了24年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3、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扶贫应该是动态的，没有绝对的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井冈山市柏露乡乡长龙江辉建议，脱贫摘帽后，应保证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在此期间内需防止帮扶政策“断崖式”退出。
“虽然脱贫摘帽了，但是同步小康还任重道远。”同德县委书记才让太说，未来几年当地将以绿色食品深加工、清洁能源等为重点，引进龙头企业，壮大已有产业。
井冈山市移民和扶贫办负责人黄常辉建议，国家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帮助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也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他们的支出负担。
赤水市长期镇党委书记李阳冰等基层干部认为，面对越来越多的惠农政策下基层，政府应更加重视农村各群体诉求，切实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让困难群体更好地分享扶贫成果，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脱贫摘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让井冈山革命老区的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最终目标。”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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