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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开始,到1949年协商建国,再到人民政协65年的生动实践。协商民主这株中国大地上生发出来的民主之花,既有文化根基,又有实践沃土,越开越灿烂。当我们试图解释新中国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时,制度优势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作为一个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如何在制度文明层面为人类作出贡献?协商民主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建树。
习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能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能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才是好的民主。协商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它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它在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各项事务方面,体现出独特的优势。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我们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切相关。每年两会上,政协委员的仗义执言总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即是协商民主的魅力:畅所欲言。利益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治理这样的社会形态,处理好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网络日昌,表达日盛,但吸纳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常规性渠道明显不足,表达的无序状态对社会理性不仅无助益,很多时候还会形成戕害。发展协商民主,就为日益多元的表达,提供一种制度性通道,来容纳广大群众参与与表达的热情,从而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管治思维已日渐式微,一项政策的落实单纯依靠强制推行,已非良策。尤其在一些基层政府,很多时候即使出于好意的政策,由于缺少事前协商,也变得无理了。如果协商民主发扬得好,局面就会改观:事前与老百姓充分沟通商量,吸纳民意,则出台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会获得更大的合理性,执行起来便更加顺利。
也正如习总书记用口语化的表达所阐释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
当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真正焕发它的制度效能,仍需要不断探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化。只有增强其制度刚性,才能实现协商民主效益的最大化。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央有关协商民主的指导文件,正在制定过程中,将会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阐述和规范,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规范有序的、合理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
我们当然要期待这样的生动场景:协商民主广泛实践,使社会活力充分释放,民意与民智通过各种协商平台汇聚而来,与决策层实现便捷通畅的对接。每个人都有参与热情,都能对政策产生影响。这种好的民主制度,当年延安“窑洞对”,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已经有了展望:“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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