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4时许，郑州市一辆919路公交车行驶至中原路秦岭路路口时，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车上乘客称，老人之前曾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了小伙子四个耳光。老人家属接受急救人员询问时称，老人患有心脏病。

　　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让座是道德常识，本无须争议。但是，近些年来有关公交让座的引发争斗一次又一次曝光在舆论病前，如果是谁面对老弱无动于衷，通常都被异口同声地批评没有道德。但若是那个老人主动索要座位，甚至出言不逊，做出与年龄不相称的举动，又被质疑为老不尊、道德强迫。总之，让座的话题，成了舆论的道德口水，成了表达的道德大棒。

　　但是，在争议的背后，事实上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为什么老人越来越易愤？应当来说，当下的社会容易愤怒的不止于老年人，整个社会都落入了愤怒的陷井。之所以愤怒，不外乎缺少外部的安全感，是弱势自危的表现。只不过老年人的愤怒与老龄本有知天命的平和格格不入，令人感到诧异。然而，老年人在当下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游离在社会的规则之外，这种忽视不仅是人际尊重的忽视，其实是制度的忽视。比如，有名的“大妈”问题。所以，老人易怒，在公交上争座，深层次都是权益诉求的表达，这种需求比座位更重要。如，有的老人让座给他不一定要，但是没人让，他反而要争。

　　二是道德的软约束是否管用？道德是给有道德的人准备的，没有道德，不作为批评通常也无济于事。所以，提倡让座，尊老爱幼，理论上可行，现实上也能够增益社会正能量，却无法成流行的“硬货币”，相反期望过高，还是一柄双刃剑，伤人又伤己。至于倡导相互的礼让与宽容亦是如此，道德诉求的锦上添花远没有利益诉求的雪中送炭更实际。

　　“争座猝死”与其它老人争座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是猝死的结果，使得这一现象更具悲剧特色。很明显，这绝不只是道德悲剧。之于个案事后诸葛亮式的各打五十大板，如年轻人给老人让个座，举手之劳；老年人体谅年轻，多宽容，悲剧就可以避免之类的，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既无助于人死复生，又无助于避免类似现象的重演。

　　尊重老人等弱势群体，根本要摆脱道德层面的倡导，变成有刚性意义的社会制度与规则设计，拓展老人公共生活的空间。譬如，公交车上要给老人留出更多的座位，老孕幼儿专用座按一定比例分布在公交车相对方便的位置，用显目的颜色标识出来，加强管理，确立规则执行刚性。又比如，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应当设立老人服务专用窗口，提供特殊通道。总之，尊重老人要让他们的地位与诉求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靠他人的怜悯与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