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伦”说是儒家伦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以来的伦常说，将“三纲”与“五伦”一体论之，一并推尊为人伦准则；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则将“三纲五常”视作吃人的旧礼教，加以整体摒弃。其实，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将“三纲”与“五伦”捆绑在一起并不完全符合思想史实际。“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相通性，但二者的主旨和成说时期皆有差异，分别代表我国传统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应当区别对待。


　　大体言之，酝酿于战国、定形于秦汉的“三纲”说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集权制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而形成于先秦的“五伦”说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和分权之义，蕴蓄着血亲温情。“五伦”说，即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着人际间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包含着发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讲究的是“情理”和人际关系的对称性、和谐性。“五伦”说主张的君臣关系，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其精义有二：其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的根本。《尚书》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此精义的著名表述。《老子》一书则从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立论，强调“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毂，此其以贱为本耶？”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论。其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尚书》载周武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老子》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荀子则有警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即承袭于此。在其他人际关系中，“五伦”说同样提出双向性要求。例如，在夫妇关系上，以“义”为标准，强调“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在父子关系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在朋友关系上，讲究互利互助，主张“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清末民初的学者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概括为“相人偶”，也即互敬互助的人际关系。他指出：“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五伦”说对人们提出互敬互助的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今天来说也不无现实意义。当然，“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给予法定性的肯认，故我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存在的两千多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我们今日建设和谐社会，可进一步弘扬“五伦”说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观照、和谐相处之义；同时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不同层级的良性互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