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件东窗事发后，公众的注意力往往投射在贪官身上，这难免模糊了对行贿行为的视线。其实，针对行贿犯罪，我国刑法一直持明确的打击态度。刑法上贿赂罪至少包含了行贿与受贿两个罪名，刑法第389条、第390条等规定对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有着明确规定。

　　然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而轻行贿”倾向。16次向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行贿的黄生福，3次被传唤却3次被释放；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发现，有些市县的法院院长“乌纱帽”竟是靠行贿买来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中，“行贿状元”陈族远行贿3200万元却一度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

　　社会各界要求惩治行贿人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断发出“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行贿犯罪”的要求。今年一季度，广州市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2.27%，立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总数。2013年检察机关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上升18.6%，但相比数量巨大并逐年递增的受贿犯罪，还是不太相称。

　　从因果关系看，行贿与受贿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果，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在这组对偶犯罪中，打击重受贿而轻行贿，无异于“堵前门、开后门”，无形中助长了行贿犯罪的滋生蔓延，使反腐效果大打折扣。

　　是什么原因使得“受贿者落马，行贿者逃脱”的情况一再发生呢？从道德层面讲，在潜规则盛行的现实中，行贿人往往被视为“无奈的弱者”而得到同情甚至包容，有些行贿行为也确实是遭遇了明目张胆的索贿。从法律角度看，行贿与受贿之间具有高度隐秘性，司法机关为收集证据，往往会以从轻或免罪作为“交换”条件，这也导致司法机关形成“口供依赖”，使一些行贿人作为所谓“污点证人”被有意放过而非减轻处罚。

　　受贿落马，行贿漏网，只会造成负向激励，侵蚀反腐制度的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各项制度制定了，就应立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把制度当摆设。反腐败斗争要不断走向深入，需要发挥现有制度的威力。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无疑是重要一环。

　　制度效力的发挥，直接考验着执行者的能力。行贿犯罪趋势群体化、交易手段隐蔽化等，对检察机关办案能力是个挑战。发出对行贿“零容忍”的明确信号后，既要依法严惩行贿犯罪，又要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这倒逼司法机关必须及时调整办案思路，提高办案水平，走出“口供依赖”陷阱；同时完善证据收集手段和机制，健全污点证人相关规范，扩大行贿者档案信息公开范围，让行贿者成为过街老鼠。

　　“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只有以这样的坚定决心，对与腐败相关的一切行为“零容忍”，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真正生效，让党风政风更加清新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