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话语场，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存在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怪圈之中。出现这一局面，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企图之外，不理解“中国模式”的特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中国模式”既有确定性的一面，也有开放性的一面，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有同时抓住这两面，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对头。“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确定的内容、性质和品格。“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不是任人打扮涂抹的角色。“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模式绝非一种，西式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我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维护了国家大局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不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模式。“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时，故意抹去其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其实，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这从一个视角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可以有多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统一性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中国模式”的成功，为越南、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正能量，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将“中国模式”奉若神明，也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相反，它们在吸收我国经验的同时，坚持走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反映了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清醒和深化。“中国模式”是中国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谋求对外“出口”，更不谋求统治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是中国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对外推广、输出“中国模式”。我国领导层在“中国模式”问题上既保持了高度自信，也保持了“鲜明理性”，主张各个国家都应探索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所谓中国“将‘出口’中国模式上升为对外战略”，纯属无稽之谈。“中国模式”产生于非常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无法模仿和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复制。但是，“中国模式”蕴涵的发展哲学和改革方法论，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发展速度、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相统一，循序渐进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等等，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价值。事实上，“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早已为各国有识之士所重视。“中国模式”是和平发展的模式，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发展之路。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恐怕主要是基于500年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不能套用于中国。解读“中国模式”，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