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半个世纪前的老故事，但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唏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幸被俘。国民党当局想拉拢这位北伐名将，提出委任他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第三战区管辖苏、浙、皖、赣、闽五省，坐拥数十万大军。面对诱惑，叶挺断然拒绝，宁为阶下囚，不为邪恶势力的座上宾。这种气节，印证了叶挺的一贯信念：“富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有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杜甫有诗“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在传统文化的价值排序中，义比利更具道德优先性，理想的人生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践踏仁义道德，在物质利益之上，更应注重道德修炼。这是古人“义利之辨”的价值起点，在今天仍然烛照我们前行。
诚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义，岂能把利益和金钱放在最先位置，甚至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为了富贵可以突破底线、为了享受可以不顾道德？对领导干部而言，尤其应该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可以追求个人的合法权益，但不可以有自己的灰色私利，更不能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理当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义。这是领导干部应该秉持的义利观，也是中央领导一再强调“为官发财应该两道”的深意所在。
宋朝大学问家司马光说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贪污腐败之所以禁而难绝，作风积弊之所以顽固反复，制度设计的漏洞、监督约束的缺席固然是重要方面，但义利观混乱导致的价值崩塌、底线失守，则是内在原因。反对“四风”本为直指积弊、斩断特权，一些人却痛心于隐性福利的丧失，私利的魅影清晰可辨；简政放权本为提高政府效率、激发社会活力，一些部门却认为是动了自己的奶酪，私利的蛊惑蠢蠢欲动。这都说明，制度运行需要心理基础，只有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才能从内心深处遵守法律，让权力主动钻进制度的笼子。
当今时代，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有人甚至片面地认为，消费主义成为畅行无阻的价值准则，物质利益更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勇气，具备“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胸襟，保持“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的作风，才能不断补足精神的钙质、吸收思想的营养，进而涵养正确的义利观，抵御私利的诱惑。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对领导干部来说，不怕物质诱惑多么炽烈，就怕内心自律溃败；不怕监督存在留白，就怕不能战胜“心魔”。处在义利之间的领导干部，尤须慎思之，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