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为和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相生相成，因此对行贿者是否应该出“重拳”，本不应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在我国，人们对受贿者深恶痛绝，而对行贿者却宽容有加。近日，最高检部署加大行贿犯罪惩治力度的新闻，使这一话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行贿者的惩治力度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大。据统计，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5676人，占贿赂犯罪案件总人数的31.4%，同2012年相比上升了17.3%。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耳闻目睹的行贿人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越来越多，媒体上关于对行贿行为处罚过轻的质疑越来越多，各级人大会上的相关提案越来越多。严厉惩治行贿者，正成为法律界和舆论界的共识。

　　严惩行贿者，是维护法律尊严的现实需要。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同时受到严厉惩罚的，还有那条引诱他们的蛇。《圣经》中这则古老故事的背后，是一条朴素的法理：引诱、教唆他人犯罪，都具有本质的“恶”，为古今中外刑法所不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6条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将商业贿赂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在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之前，我国的《刑法》就对行贿犯罪作了明确的界定，惩罚的措施也比较严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究其原因，除了全社会对行贿行为的危害性重视不足外，主要是司法机关在贿赂案件调查中片面追求破案效率，过分依赖言证，以从轻或免于处罚为条件，换取行贿嫌疑人的口供；在进行处罚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没收财产和罚金等附加刑，替代对当事人的主刑。

　　放纵行贿犯罪的直接后果，就是行贿者对法律肆无忌惮。他们中也有被逼无奈的情况，但更多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官员，一旦东窗事发，就选择供出对方以“金蝉脱壳”，然后再瞄准下一个目标。以湖南为例，在剖析一批典型案件时，笔者惊奇地发现，一个姓卢的商人，先后把湖南省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德元（被判处死刑）和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拉下水；港商张某某，以行贿方式先后将常德市纪委原书记彭晋镛、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放倒；一赵姓商人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原行长王金贤、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等三起腐败大案中。这些都是受到查处的案件，在未暴露的交易中，他们的表现可想而知。事实证明，如果不加大行贿者的违法成本，任由其在社会各领域“长袖善舞”，反腐败斗争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从建设廉洁国家的角度看，严惩行贿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弊绝风清的社会，当由清廉的政府、清正的干部和“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社会氛围共同构建。“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禁受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走向违法犯罪深渊，个人素质固然是内因，但社会的责任也不容小觑。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人抨击起政府官员的腐败来振振有词、义愤填膺，一旦碰到对自己有利的事，就钻山打洞，不择手段。在他们眼里，腐败就像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在别人嘴里固然臭不可闻，一旦塞进自己口里，顿觉香气扑鼻。

　　如果每个人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官员，把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推给他人，自己却恣意破坏规则，视腐败为生活方式，政风不可能好转，社会风气也会江河日下。所以，开展社会领域防治腐败活动，早已成为一些西方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反腐机构“廉政公署”里，就设有专门的“社区关系处”，负责市民的廉洁教育。当前我国应逐步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通过对行贿案件的严肃查处和曝光，对国民进行警示教育，让行贿者和贪官一样，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目前，对行贿者的刑罚处罚虽然“有法可依”，但仍然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以达到惩治和震慑行贿犯罪的目的。

　　首先，对行贿行为应该“零容忍”。无论什么人，只要涉嫌行贿犯罪，都应该受到调查，不能搞例外。

　　其次，对行贿行为的查处要坚决避免“利益驱动”。国家应保障司法机关的经费，防止其以经费短缺为借口在办理贿赂案件中创收。在我国，涉嫌行贿者大都为企业及其管理者，而在一个规则缺失、腐败比较严重的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违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对企业采取调查措施必须严格用证据说话，切实防止把企业当“唐僧肉”，避免“为钱办案”嫌疑，尤其要避免以涉嫌向A行贿为名立案，最后却以涉嫌向B行贿为由起诉的行为。

　　第三，要强调对行贿者的经济处罚。行贿是趋利性的腐败活动，对于犯案的行贿者，除了依法剥夺其自由和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高额罚金外，还应当将其记入“黑名单”，剥夺其在相关行业、相关领域从业的资格，使他们在经济上不仅得不偿失，还大亏特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