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被称为“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的区伯几乎家喻户晓。从2005年开始监督公车私用至今,他一直执著于探寻公车私用真相,也时常质疑官方的回应。与此同时,他前后五次因监督公车被打,母亲住处被撒冥币,电话骚扰和恐吓更如同家常便饭,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反区伯联盟”,不断爆料他骗取低保、有精神病史、曾坐过5年牢、背后有团队推手(10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在众多网友心目中,区伯近乎偏执的行为却俨然是公民意识的典范。在区伯事件的带动下,曾出现过影响一时的“随手解救公车”的监督公车私用浪潮,民间的监督力量焕发出勃勃生机。但囿于多种原因,这种热情与行为,并没有如区伯那样持之以恒,这也再次让区伯“堂吉诃德”式的监督举止变得弥足珍贵与高大。

其实,在区伯成为孤胆英雄的背后,是公车私用的沉疴难以得到有效根治的弊端与问题。虽然不少地方也出台了诸多公车私用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有的地方推行如GPS定位等技术手段,但实事求是地讲,公车私用的现象并未得到足够的遏制。

正如区伯坦承的那样,“现在公车越来越不好分辨了,有的车牌看上去和私家车没什么差别,但我还是能看出来。”对执著于监督公车私用8年的区伯来讲,“我还是能看出来”固然可敬,但这也提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公车私用的监督难度也在递增。换句话说,避免区伯这样“一个人在战斗”的尴尬,关键还是要制度给力,公民监督公车私用的行为需要与制度无缝对接。

实现这一点,起码要有三个前提:其一,公车必须便于监督;其二,对待公车私用,必须加大惩戒力度,弱化惩戒甚至虚置监督,公车私用就不会灭迹;其三,给监督公车私用者必要的支持与保护,避免出现类似区伯监督公车被打、恐吓和电话骚扰等问题。

区伯这样的孤胆英雄固然可敬,但未免太孤单了。如果制度依旧逶迤踟蹰,区伯的坚持就会愈发让人感到苍凉与无奈。毕竟,靠社会上一两个人的独自战斗,缺乏制度的合力,终究势单力薄,无法形成强大的监督和倒逼力量,公车私用的疾患依然会抱恙与难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