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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会性别与公民了解公共政策信息的第一渠道
性别
国内电视
国内广播
国内报纸
国内杂志
互联网
会议文件
街谈巷议
外媒
男(人)
536
23
159
5
66
24
22
1
%
64.1
2.8
19.0
0.6
7.9
2.9
2.6
0.1
女(人)
363
13
80
12
55
7
14
4
%
66.2
2.4
14.6
2.2
10
1.3
2.6
0.7
(二)为了解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动机,本研究设计了“如果你有过参与政策制定的想法或行为,其原因是什么”的问题。该问题为多项选择,备选答案有六项,依次为:“基于从众行为…‘出于个人兴趣…‘由于个人利益…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基于公民权利…‘出于公民责任心”。六项备选答案的排列顺序是基于其同政治制度的关系。在选项中,“出于公民责任心”和“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共有1 974人次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动机做出了回答,其中男性公民l 169人次,女性公民805人次,统计结见表2。
表2 社会性别与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动机
性别 |
公民责任 |
公民权力 |
公共利益 |
个人利益 |
个人兴趣 |
从众行为 |
男(人) |
393 |
296 |
218 |
134 |
93 |
35 |
% |
33.6 |
25.31 |
8.7 |
11.5 |
8.0 |
3 |
女(人) |
251 |
208 |
113 |
123 |
84 |
26 |
% |
31.2 |
25.8 |
14.0 |
15.3 |
10.4 |
3.2 |
总(人) |
644 |
504 |
331 |
257 |
177 |
61 |
% |
32.6 |
25.5 |
16.7 |
13.0 |
9.0 |
3.1 |
表3 社会性别与公民参政策制定的次数
性别 |
0次 |
1~2 |
3 |
4 |
5 |
6 |
男(人) |
559 |
175 |
49 |
25 |
7 |
20 |
% |
66.9 |
21.0 |
5.9 |
3.0 |
0.8 |
2.4 |
女(人) |
449 |
69 |
12 |
15 |
1 |
2 |
% |
81.9 |
12.6 |
2.2 |
2.7 |
0.2 |
0.4 |
总(人) |
1008 |
244 |
61 |
40 |
8 |
22 |
% |
72.9 |
17.6 |
4.4 |
2.9 |
0.6 |
1.6 |
华智答案解析:
1.【华智权威解析】选A。由表格中相关数据可直接判断选A。
2.【华智权威解析】选C。由文字材料第一段最后一句“收回有效问卷1384份”可知,总人数为1384人,三大渠道获取政策信息的人数合计为536+363+159+80+66+55=1259人,所占比例为,所以选C。
3.【华智权威解析】选D。由表格中相关数据可知,选择“国内报纸”作为接受政策信息第一渠道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9.0%和14.6%,则在样本人数相等的情况下,男性公民人数是女性公民人数的倍,同理可计算选择“会议文件”作为接受政策信息第一渠道的男性公民人数是女性公民人数的倍,结合选项可选D。
4.【华智权威解析】选B。由表格中比例两栏相关数据可知,男性从“国内报纸”和“各种会议及文件”中获取政策信息的比例分别为19.0%和2.9%均大于女性的比例,所以选B。
5.【华智权威解析】选A。由表格中相关数据可知女性公民在“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上的选择人次占女性总选择人次的比例分别为31.2%、25.8%、14%,和为31.2%+25.8%+14%=71%,结合选项可选A。
6.【华智权威解析】选A。女性凭个人利益和个人兴趣参与制定政策的比例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感性。同时,男性以公民责任和公共利益为动机参与制定政策的比例高于女性,说明男性更加理性。所以本题应选A。
7【华智权威解析】选C。对于A项,如果参与动机与政治制度无关,那么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就不高,只有两者的关系越紧密,公民参政的热情才会越高,该项理解正确;B、D两项是一个意思,因此B、D理解正确。所以选C。
8.【华智权威解析】选D。对于A、B、C三项根据材料无法判断;对于D项,出于个人利益、个人兴趣、从众行为的选择占比例之和为13%+9%+3.1%=25.1%,所以选D。
9.【华智权威解析】选C。从表中的比例数据可知,在零次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女性(81.9%)远远高于男性(66.9%)。在其它次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男性比例都高于女性公民,这说明不同性别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次数有显著差异,性别对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次数具有重要影响,所以选C。
10.【华智权威解析】选C。见《中国行政管理》中《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信息渠道、动机与频次——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至于女性公民参与人数随着参与次数的增多所产生的递减速度较慢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随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逐渐推进,女性公民独立的政策诉求更加明晰,公民意识益发提高,实现自身政治价值的理念日益强化,所以分外珍惜对女性来说更加来之不易的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大多数女性公民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轻易放弃表达政策诉求的努力。其二,与男性公民相比,由于长期的男女不平等使然,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行为处于低组织化状态。这种低组织化状态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在参与人数递减时,使得递减现象也处于低组织化状态,不容易形成较大规模的群体参与行为的递减现象,更不容易形成多个政策领域联动的递减现象。低组织化状态对女性公民参与人数的递减速度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所以选择C。
桂老师
15921932258
李老师
13585512509
刘老师
17717222736
汪老师
13391256779
王老师
13585512605
周老师
19916744766
吴老师
18001770796
于老师
19946127488
樊老师
18917874588
陈老师
18117127207
童老师
18321250548
张老师
18017809371
廖老师
17701706182
陈老师
13918156994
周老师
15000167376
小小老师
18917193646
章老师
18016289781
宁老师
19946094266
张老师
1804979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