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文

    差不多30年前，中国政法大学第一批新生迁往当时地处远郊区的昌平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在郊区建新校区的高校。当时，北京在功能区域的规划上，靠近海淀的昌平，被定位为文教卫星城，希望有计划地把部分高校迁往昌平，在解决高校发展空间的同时，以分散北京市的功能，控制城市规模与发展。应该说，当时的规划非常有前瞻性，但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普遍遇到了校园容纳量的问题。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廊坊，利用地价便宜的优势，建成了一个大学城。很多大学的新生纷纷转入大学城，但这种并不符合高校教育规律的做法，最后落败。

    大学进郊区进村，一方面是学校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高校的扩张，已经远远超过渐进式发展和实际需要。大量举债，大规模建设新校区，其更具经营扩张的味道，而对教育本身关注欠缺。这种扩张，违背了基本的办学规律，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境。

    高校外迁的过程中，最“瘸腿”的是老师不愿意外迁，除了上课，学生很难见到老师，破坏了正常的师生交流。许多高校把低年级学生单独放在新校区，“师兄弟”传承链条断裂，对于校园文化环境，尤其是培养人的软环境影响很大。

    同时，外迁后的各高校相对分散，对于原先高校相对聚集而形成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一种直接的损害。高校的发展中，需要文化传承积淀，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校园软环境的继承，这不是简单地建个新校区就能解决的。

    其实，作为大学，空间不是关键。在美国，学生宁愿到排名一般的纽约城市大学读金融，也不愿意到芝加哥大学读金融。因为前者离华尔街太近了，有着优越的实习机会。同样，在旧金山硅谷的社区大学学习，其计算机与信息学科所能获得的机会，远远大于很多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繁华的纽约曼哈顿，非常小巧，却无碍其“长青藤”大学的地位。

高等教育需要发展，突破物理环境的局限有没有比进村更好的办法?

    虽然经历100余年的发展，清华大学仍然坚守在清华园。早年合并中央工艺美院后，清华大学并没有在工艺美院的老校址上另设校区，而是把中央工艺美院搬进了清华园。这与蒋南翔等老校长在学校发展上的高瞻远瞩直接相关。学校在五六十年代就为未来的发展刻意留下了发展空间——说服相关部门让京张线改道西移，为今天的清华扩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北大在2000年年初的发展中，也断然放弃原来在学校东侧大规模建设北大科技园的建设方案，而是把一部分切分出来，给学校留出了扩展空间。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围绕高校必然形成一个经济文化商业圈。如英国的剑桥小镇实际上就是围绕剑桥大学而存在，而佛吉尼亚大学所在的“夏村”，则完全围绕这所高校而运转。高校迁址分流，的确有可能完成或者部分完成这个目的，但是，我们也同时要注意尊重教育规律，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的规律。当年，为刺激消费而启动的高校大扩招，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效果，但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隐患。毕竟，这是教育，是大学的发展，而不是城市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