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成为全民的信仰
加快法治进程，已是当下国家治理的一个紧迫的课题。很自然，人们总是将目光向着打造法治政府聚焦，它是核心，是引领。同时，法治社会建设也当及时提速，它是主体，是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依法治国的参与者、扞卫者、推进者。
无疑，公民意识的觉醒标示着社会文明的历史性进步，权利时代的到来撬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然而，检视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打开每天手边的报章网络，我们仍然不时为诸多负面的暴力新闻所心惊，而忧虑。哪来这么多的暴戾之气、平庸之恶?
知法，守法。其实，更重要的还在反省自身：我们是否真的信法?
法律信仰的表达，是指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和自觉自愿的依归;法律信仰的实质，是它对公平正义理念的维护和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法律信仰的标识，是它深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法律信仰的践行，意味着公民应当知法、守法，并更积极主动地投入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律如何才能成为全民自觉的信仰?
首先，这信仰源自民主立法的参与。
人民大众是立法的主体，他们的立法参与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崇高体现和有效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自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意志主张。如何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拓展立法的民主参与，建立通畅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参与机制，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将那些不同的诉求、取向和主张，协调、凝聚、提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我们必须清醒，扩大民众的立法参与，既是一个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也是一个将法律精神潜移默化融入民众思想观念的过程。
在民主立法的巨大进步中，不可否认，我国立法中依然有待彻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消除“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
其次，这信仰源自法治环境的熏陶。
法律信仰不是被灌输出来的，被教导出来的。人们更多地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生发深刻的感知、与政府官员的互动中获有现实的引领。
我们不能无视官场腐败对民众心态的伤害：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百姓由激愤而无奈而麻木;我们不能无视上访乱象对法治思维的误导：“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直接刺激访民的抗争文化和投机心理;我们不能无视行政暴力对公平正义的挑战：强征土地强拆民宅在城市化浪潮中一再上演，导致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我们不能无视官员雷语对法律信仰的亵渎：“我就是法!”直接挑战社会的底线和百姓的常识……
权大，还是法大?我们绝不能再掉入另一个陷阱：拳大，还是法大?
再次，这信仰源自司法公正的彰显。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失守，社会难免陷入“以暴制暴”的困境。这也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
毋庸讳言，民众对当下的司法状况多有不满。一些法官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敬畏，丧失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批条子，打招呼，跑关系，权大于法，钱重于法，情过于法，甚至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导致同案不同判，出现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本来，走进法庭的那些弱势无助的受害者，都是把法律作为维护自身尊严和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把法官想象为公正无私、惩恶扬善的拯救者形象。司法腐败，不仅严重地动摇威胁着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也极大地扭曲消解着人们的公平观念、法治意识。
司法改革已经敲响鼓槌，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提升法官专业素养，落实审判独立原则，就是要努力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建设人人有责。
今天的社会，已经从集体主义的遮蔽中再现个体，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发展都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已经拥有了人格的独立和发展的自由。但是，这独立有其社会的支持，这自由有其法律的边界，我们不能生活在原子化、丛林化之中。今天的社会，已经从意识形态的高扬中解放利益，每一个百姓的利益诉求都是不可置换的。但是，利益的潮水并不能漫过法律的堤坝，财富的追求也不能湮灭道德的光照，我们不能沉湎于社会欲望的极端化、暴戾化之中。今天的社会，已经从阶级斗争的极致中回归法治，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都是必须保障的。依法抗争，合法维权，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和法治的践行。但是，如何在多重社会矛盾多样利益冲突中，将这种维权抗争纳入法治社会公共秩序的建构之中，更好地释放这种维权抗争对于治道变革、社会进步的良性效应，还是需要求解的问题。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是人民建设的，法治也是由人民推进的。这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利器，是社会价值的核心，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权利和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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