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当官的人，有啥不一样？
来自百姓，服务百姓，自应是百姓中的优秀分子，先进代表。本来这就是一个简单直白不言自明的道理。
可如今，它却成了不少为官者辗转反思、努力求解的一个心结。
当下的官场，反四风令行禁止，反腐败强势推进，赢得了社会大众由衷的拥戴和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在干部队伍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深刻的警醒。限制公款吃喝，严禁公车私用，查处灰色收入……
权力的含金量少了，工作的紧箍咒多了，出事的风险度高了。一些人心态为之大变。失落者或消极怠工，为官不为，迷茫者或等待观望，心存侥幸，决绝者或不再恋栈，转身下海。
由此看出，这些年来不少官员的从政理念已经发生严重的畸变。官位排名，已愈益凸显其标示一种地位、等级的分量。“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表述有不同，指向都一样。
当了官自然就涨了身价，高人一等。身份认同的背后是官尊民卑，是特权思想，散发出来的还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的陈腐气息。公共权力，俨然已成了个人可以占有和交易的一份资源、财产。一些官员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职员当成自己“家臣”，把手中权限当成私有财产。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关系运作，更被许多人追逐为官场一条晋升、发达的捷径。背倚权势，投机钻营，拉帮结派，讲关系不讲原则，讲义气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纪律，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正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从政“解读”，不少官员在反腐风暴中陷入无边的失落，慨叹“为官不易”，甚至发出“官不聊生”的抱怨。
感受这种种为官者的“不一样”，笔者不由得想到了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为官者存一些私心贪欲，借助特权谋一些个人利益，原初可能只是一种人性的“日常之私”。但是，由于缺失有效的约束和制衡，权力在不断膨胀和滥用，这种“日常之私”不断积累、放大，终至沉沦、演变为足以蛀蚀社会根基的“平庸之恶”。整风，反贪，是在斗私，也是在除恶。
更深层的是，我们在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中，分明看到另一种政治生态。这样一种畸变中的为官心态、权力观念和从政取向，渐已沉淀、异化、衍生为诸多流行的潜规则。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落马后曾有一段为自己开脱的自白：“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在一些腐败官员的心中，官场潜规则已是一种现实，一种正当。
在这种“平庸之恶”的背景中，我们还分明看到另一种社会心理。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侵蚀着社会的堤坝；人情社会的关系流变，混乱着是非的标准；日常生活的功利取向，遮蔽着公德的底线。
腐败在侵袭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评价。一边，我们在呼唤着公平，另一边，我们在择校、求职、看病、打官司时，还得争先恐后去托关系，走门子，送红包；一边，我们在痛恨着腐败，另一边，我们对身边的权钱交易现象往往抱以见怪不怪的漠然和超然，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有几多称道和神往。而这，恰恰是对腐败行为的袒护和纵容，对社会公正的误导和伤害。
自然，平庸之恶，并非就是大贪大恶，但它的传染和弥漫，同样毒化社会的风气，畸变着普遍的世道人心，同样动摇人民的信任，关联着政权的生死存亡。
如今，中央从严治党，重拳出击，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一场疾风暴雨中，苍蝇接连被拍，老虎也频频打翻，落马人数之多，官员职务之高，查处进度之快，既反映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党和政府与腐败现象斗争的信心和魄力。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反四风主要呈现为活动式、阶段性推进，反腐败更多地以查案式、威慑性治标为主，为改革攻坚清障开路，为深入治本赢得时间。
治本，就得在法治建设制度变革上着力，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当下政府改革正响鼓重槌全力突破。简政放权，职能转换，信息公开，权力清单，在在显示中央改革的决心。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制度的笼子设计无论怎样精致，编织无论怎样严密，也难免留下可以穿越、钻凿的漏洞和缝隙。
还当以人文精神去涵养从政道德，用理想信念去建设政治伦理，在深刻的观念转型中，为干部队伍的作风整治和反腐斗争的深入治本奠定深厚的道德基础；以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提升民众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以民主政治的全面进步发育人们的主体品格和权利意识，在蓬勃的公民成长中，为官民关系的良性运行和阳光普照的政治清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以日常之善对抗平庸之恶，以社会正能量颠覆官场潜规则矫正官员潜意识。
什么是当官的一样不一样？其实，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优秀基层干部，他们想得最直白，最清澈，多少年如一日，不计名利，埋头苦干，“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走”，把自己的生命无私地投入于百姓的幸福生活。他们闪光的足迹，就是最生动的表述和最精辟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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