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和两个主任，我们党政办其他人都在忙着公务员考试。”


6个人的镇政府党政办，有一半的人都在想怎么离开，这曾经让湖北某乡镇的“90后”公务员常月困惑不已。


毕竟，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乡镇政府，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来到基层的这几年，活多、钱少、压力大，成了常月对自己工作的全部评价，“我们根本升不上去，除了考出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她无奈地反问。


“进了基层，一般就很难出来了”


常月告诉记者，她的同事中，有人在备战国考，有人打算考县纪委，还有的要考县财政所，“总之没几个人真正在干活”。


她的男友江星，是同县另一个乡镇的公务员，这个出生于1989年的湖北男孩有着类似的困惑：“想不到这才来一两年，我已经被‘困’在乡镇了。我都能想象到，自己十几年后的样子。”


通过选调生考试后，江星被分到镇里的计生办，这个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会主席一度“斗志满满”，每天吃着面糊、苦瓜、酸菜、白菜这些食堂的“老四样”，江星觉得是“基层对自己最好的考验”，他每天早起，第一个到办公室扫地、拖地、打开水，杂活累活抢着干。


深谙“计生办是基层服务的窗口”的他，在下班后，还会抽点时间练习当地方言，每天看到来办事的老百姓也“笑容不断”。


但一个月不到，江星就笑不出来了。


镇政府的“熟人”悄悄问他：“怎么就你去了计生办？一般选调生都去了党政办，离领导近不说，也最容易出成绩。”江星还没反应过来，“熟人”又提醒他，“计生办事务性工作这么多，很容易被困住手脚，在基层最没出路”。


这并非危言耸听。镇政府的宣传委员面对江星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告诉他，计生办的人只有3条出路——要么去卫生院，要么留下竞争主任的位子，又或者“通过运作离开计生办”。


话到最后，这个老干部劝江星“赶紧‘活动’一下”。


江星傻了。他猛然意识到，这个计生办除了一名50多岁的办事员，还有一正一副两个40来岁的主任，“都是熬了将近十几年才等到这个位子”。这让他有点沮丧，“主任年纪大了，估计仕途也差不多了，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升不上去，要是办事员再内退，所有的活儿都由我做，我还出得去吗？”


“干得好不如分得好”？


按照江星这位“熟人”的说法，在乡镇工作，“能见着一把手和村书记的工作才是好的”。原因很简单，只有多接触镇长和书记，人家心里才有你，晋升的时候才会记起你。“要不然你以为乡镇30~40个公务员，靠什么才能升上去？”


“干得好竟然不如分得好？”江星心下一凉。


他随即想到，自己来计生办这么久，看见书记的机会“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更别说让书记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力，“难道我真的要在计生办呆一辈子？”


与江星不同，姚云是“干得好不如分得好”理论的追随者。当初，县里对公务员分配的去向公布时，这个湖南女孩“幸运地”成为唯一一个留在党政办的年轻人。看着同批考来的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眼神，她打起了小算盘：“努力做，争取30岁之前升到正科级。”


“太天真了。”在贵州某乡镇担任团委书记近5年的曾莹，摇摇头向记者分析，乡镇政府一般30~40个人，“要是上面领导走得快，机会还多点。要是上面领导走不了，我们想都别想，这不碰运气吗？”


她已在成为科级储备干部的队伍里，但组织口、宣传口、党政办的人，都在她前面，“真是太恼火了”。


在基层，年轻公务员升职究竟有多难？河北某地级市机关副局长梁文再清楚不过。去年，他下乡到基层，正巧碰上一个副镇长被调往县里的开发区工作，不过是升半个职级的事情，这个副镇长却在他面前“高兴到语无伦次”。


“基层晋升通道堵塞的情况，太严重了。”正县级干部梁文举了个例子，局长退了，上面很有可能直接调一个来，那么副局长就上不去。副局长上不去，科长也上不去。“你看看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少从本地升上来，这不能说明问题吗？”


江星的爸爸最近“活动失败”了，江星还得留在计生办。这个昔日的“三好学生”跟自己的女友慨叹：“原来进了基层，真的很难再出去啊。”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对“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让她难过的，是基层让年轻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晋升通道，也没有足够的福利补贴。


目前，她和江星两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时碰上亲戚朋友办喜事，几百元的随礼多送几次，“剩的工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常月很无奈，如今的工资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这点钱，我俩怎么结婚，怎么买房呢？”常月不时冒出这样的困惑。


别看在基层党政办工作，常月自称“压力绝对不小”。上对县里，下对村书记和老百姓，干得最多风险也最大，“一出问题纪委马上过来查我们”。很多个晚上，她和镇政府其他几个年轻公务员聊起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迷惘。“没人知道，我们用这1000多元的工资，什么时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还想读在职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这个。两人的深夜通话内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资。“钱钱钱，全是钱。不敢说这个，一说就要冷场。”常月说。


作为男生，江星坦言“压力更大”。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拜托同学给他下载论文、找资料，一逮着空，就开始做当地文化节的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假如，我是说假如某一天，县委组织部能看到，我会不会就有晋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试探性地问。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情。”曾莹说，基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严格的排队晋升制度，很容易让年轻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热情”。


曾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贵州女孩最忙的时候，被领导塞了团委、人事、档案等9类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难了，能应付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领导一来电，她握着电话的手就发抖。


也是那段时间，她下定决心“逃离基层”。她和50多个乡镇公务员报名参加了县里的遴选考试，“基本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参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时，她也终于等到一个成为组织委员或宣传干部的机会，这意味着她离党委委员“不远了”。不过，“也只是不远了”。没有犹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机会。


“一个县上千名公务员，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


基层晋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狭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县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务员，他们大多在乡镇工作，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而国家机关里的研究生，一个处级单位就三四个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处级。基层的晋升机会少，可见一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中国700多万名公务员，大部分在基层工作。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其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


“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公务员晋升的过程，往往会引起很多冲突和矛盾。”他说。


汪玉凯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有一定职级的公务员，在晋升失败后，会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岗回家，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在家。更有甚者，为了职务晋升，在基层大搞“买官卖官”等行为。


类似的事情多了，曾莹发现，乡镇政府里的年轻人“积极性会一点点变低”。久而久之，基层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老的，退居二线不干了；还有一种就是准备离开和正在观望的年轻人。


“要真是如此，基层公务员就怕要完全‘断层’了。基层的工作，怎么可能顺利开展？”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