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农民工问题分论坛上，青年学者、NGO调研者均指出，农民工社保和福利的壁垒亟待打破。

户籍壁垒下的“三六九等”农民工

论坛上，争锋聚焦于一个矛盾的现象：

今年4月14日至26日，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重要代工厂——东莞裕元鞋厂，上万名农民工提出“还我社保”，要求企业上社保。但另一方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过半农民工不想上社保。

这份报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

他们的调研涉及天津、上海、南京、深圳、东莞的多家大型工厂，包括苹果、三星、优衣库、coach、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全球著名品牌的代工厂。有效样本297人，其中电子行业116人，服装行业92人，食品行业102人，深度访谈50余人。调研时间为今年7月下旬至9月初。

“新生代”课题组发现，农民工社保不足额缴纳的情况大量存在。“不足额”里面，企业还按照户籍壁垒，分“三六九等”。

“根据我们的调研，外地农民工只有三险：养老、医疗、工伤保险。本地农民工交五险一金，但不交公积金。本地城市户口的打工者才全交。”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吴琼文倩说。

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企业应对工人没有足额缴纳社保的现状负主要责任;但在就整个五险一金制度运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言，59%的被访者认为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

调研师生发现，农民工用医保的次数非常少。“这不是因为他们身体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敢请假去看病。如果请病假，他们的全勤奖200元就没有了。”吴琼文倩说。

莫干山上，浙江金华永康农民工NGO“小小鱼劳工服务部”带来了一份调研报告，对1643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70后”和“80后”青年占总人数的7成左右。前四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占33.96%，云南14.39%，江西占12.98%，湖南8.48%。

“所有这些人中，有五险一金的只有一人，不足千分之一。1%～2%有养老保险。40%有工伤保险，35%没有工伤保险，有20%多回答不清楚有没有。”“小小鱼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黄才根说。

“根据我们调研的金华永康五金产业带2009年～2012年用工情况，平均100人中有5个人要断掉手指。而获得赔偿的金额只能达到国家法律规定的50%。比如规定赔1万元，只能拿到5000元。”黄才根说。

地域障碍使得异地转社保成功率很低，农民工认为社保“等于白交”

同时，工人对社保的“毫不渴望”却出人意料。一名珠三角的工人激动地告诉“新生代”志愿者：“社保等于白交钱。因为工厂逼我交社保，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干了!”

“新生代”调研显示，49.3%的工人表态：“我知道企业没有依法缴足我的社保、公积金，但我不愿意和企业一起补足。”甚至有不少工人提出：“我连现在不足额的社保都不想交。”62.7%的工人表示不愿补缴住房公积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吴琼文倩总结了三大原因：一，工资太低，“月工资2000～3000元，十分之一要交社保。”二，担心政策变化、领不到现在允诺的金额。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大的制度原因，就是户籍造成的地域障碍，让异地转社保成功率很低。一名来到东莞的农民工对志愿者诉苦：“我以前在深圳打工，交过三年的社保，来了东莞，那三年就不算我的了，好几千块钱呢!我以后还要回老家，那就亏大了。交了也不知道交到哪里去了。”

而公积金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更为遥远，甚至从来没听说过。

志愿者解释政策后，农民工就回答：“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城市里买房，也不可能买得起。”同时，领取出来租房的手续非常复杂。不少工人租住的房屋本身就是非法建筑，更不可能拿到这部分公积金。

东莞的鞋厂为何有3万人想交社保，为何“新生代”调查的农民工不想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农民工的“代际分化”。

不想交社保的是10多岁、20岁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而希望交社保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到40岁没有任何本钱可以跳槽，到了50岁就撑不起这个劳动强度了。他们在东莞超过了15年，农村土地也流转出去了，没有社保，根本没办法维持在城市的生活。”

户籍改革后，“新的福利分隔”再生

今年国务院推行户籍改革，取消了城乡“二元户口”。这将对农民工的福利待遇有什么改变?

“城乡差别虽没有了，新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又导致了一种新的差别对待。”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郑广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常住人口用的是身份证，流动人口则需要居住证，又是一种新的福利分隔。”郑广怀说。

户籍改革中对外来人口提出了“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的政策。但郑广怀介绍，根据一份对广东佛山数百名农民工的调研，“只有0.7%利用了积分入学政策，53%以上的人还是通过捐资入学的”。

城乡户口刚刚取消，农民工还远没有被城市接纳。

“我告诉你们一个数字，你们不要不相信。”杭州蒲公英社区服务中心总干事李磊说，“杭州举报一起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事件，企业罚款是多少?50元!”全场顿时发出一阵无奈的笑声。

有的农民工讲交的社保是“白白贡献给国家了”，潘毅认为，这笔钱“其实是城市政府白白吞掉的”。

她算了一笔账：我国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约1.5亿是外地务工人员。如果平均交月300元社保，每月全国就是300多亿元。

“而同时，城市政府难以从住房、医疗、工伤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充分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农民工的福利在城市之外，社保却捆绑在城市之内，没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自己不愿意守法、不交社保是愚昧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王洪喆说，“我认为‘不交社保’恰恰是农民工被动的无奈的抗争，并不是维权意识低下、愚昧的表现。”

王洪喆提出，这种现象恰恰反映，国家应该支付这部分社保转移支付的成本。“现在资本、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为什么劳动福利保障体系不能自由流动?”

实际上，社会福利是上亿农民工的“刚性需求”。

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童菲菲也采访过深圳富士康的工人：“40多岁的农民工，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非常重。子女成了第二代农民工，也没法反哺他的养老，所以他们非常渴望养老保障。”

莫干山会议“农民工体面生活的制度保障”分论坛的青年学者对政府部门提出四条建议：

一是全国社保部门联网，简化社保异厂、异地转接的手续，打破社保制度的区域分化;二是加大廉租房建设，同时将廉租房和公积金关联起来，简化公积金租房的手续;三是各地方政府、人社局需对企业加强监督，定期核实其工厂人数，以及是否按照工资总额合法为职工缴纳社保，对没有合法缴纳的严格整改。四是增加因企业原因没有足额缴纳社保的滞纳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