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５月１２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张兴军　双瑞）“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社员有劳有逸，在生活上没有落实的要很快落实。”“多给群众讲政策，讲种花生奖励政策。”“不准购买马车，主要买架子车和牲口！”“送肥料运输不要叫小孩拉。”……

　　坐在自家小院里，戴着老花眼镜，７９岁的孙世忠逐字逐句地念着焦裕禄的电话会议记录。视线从发黄的纸页上收回，思绪穿越至５０多年以前……

　　那是１９６３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收获的高粱都打了捆。２８岁的葡萄架村会计孙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见了７个陌生人，都推着半新不旧的“二八”自行车，打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儿，外面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大衣，没系扣，头戴“四块瓦”棉帽，半边帽檐耷拉着。

　　“我上去问是哪来的，后面有人说这是县委焦书记。听说是县里来的，我赶紧去掂水，焦书记一边拦着不让掂，一边打听灾情咋样……”

　　第二天，焦裕禄叫上孙世忠一起看灾情。南边地势高，看着还不错；到了地北，到处是水，只好脱了鞋，裤腿卷到膝盖上淌过去。就这样边走边看到天黑，一口气转了１０个村子。

　　“到第三天，焦书记回城取了铺盖卷儿，在村里就住下了。一星期后，我上公社办事，他们还不知道焦书记驻村的消息呢！”孙世忠回忆。

　　在葡萄架村，焦裕禄一住就是三个月。他给村里调来１０辆架子车搞运输，他鼓励村民育桐根、栽桐树防风治沙，他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盐碱地。他还联系医院，自掏腰包救了刚满周岁的病危孩童张徐州一命。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儿”，村里人的印象不是稀奇，而是“土”。穿衣服不讲究不说，袜子上居然有好多补丁。但大家又都爱听焦裕禄说话，开会的时候，老头儿老婆子们围了一圈，听他讲如何抗灾自救，发展生产。他给群众散烟，群众抽烟也给他让。

　　有两三次，孙世忠眼见焦裕禄用个茶缸子顶着腰，问是咋回事。他强忍痛苦摆摆手，说不要紧。因为见的人少，这样的场景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村民看来没架子的“大官儿”，也是干部们眼里温宽厚的“焦书记”。

　　有一次，县委办的张明常跟着焦裕禄下乡回城。因为天气太热，张明常途中吃了瓜农的一个瓜。焦裕禄让去付钱，看瓜的老人表示，这是种瓜，按当地规矩，路人吃瓜把瓜籽留下就行了，不用付钱。

　　“焦书记听了没吭声，一直走到黄河大堤边。他问我，这是什么大堤？我说是明故道的南堤。他又问我，这大堤一直就这么高吗？我说是多年来随着河道淤积逐渐加高的。这时焦书记说，黄河大堤不是一下打这么高，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犯大错误，今天犯个小错没察觉，明天犯了还没察觉，最后越犯越大。”

　　这段大堤对话，张明常至今难忘，“他说话很慢，几乎没见发过脾气，就是批评人，也让你心里热乎乎的。”

　　然而“温和宽厚”并非简单的忍让或“好好先生”。

　　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焦裕禄当年查处一位生产队长腐败案件的手稿。上面写着：“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焦裕禄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受此启发，１９６３年前后当地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改变兰考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还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放卫星。”

　　就在焦裕禄电话通知“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的时候，他的肝病却在劳累和拖延中变得越来越重。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３日，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此时距离孙世忠写下开头的那段会议记录仅过去了１１天。

　　一个多月后，焦裕禄病逝。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６日，遵照遗愿，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个时节，他蹲点葡萄架村时种下的泡桐树长到了碗口粗，被焦裕禄救过的张徐州也已改名“张继焦”。人山人海的现场，身为葡萄架村支书的孙世忠做了发言，但这位３１岁的豫东汉子刚开口就泣不成声，剩下两页稿纸愣是没能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