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吃喝越来越难”“当官的限制越来越多”“以前当官频频消费，如今当官处处受限”……超过90个中央国家部门近日“晒三公”：2014年中央本级“三公”预算同比减少8.18亿元，仅公务接待费就缩水3.86亿元。而去年“三公”经费较预算已压缩8.15亿元，近50个部门均现下滑。
 
2014年，正成为公务员的“限令年”。盘点官员的吃喝住行，限房、限车、限办公、限住宿，各类限令不断推出。限令不仅改变“官场生态”，更凸显“权力枷锁”之变。
 
盘点公务员遭遇的新限令
 
与往年相比，中央及各地“三公”消费禁令呈现制度化、透明化的新态势。一边是公务开支因明确只减不增而下滑，一边是“权力枷锁”不断升级：
 
——“五星级”限制开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今年起施行。针对“酒店议事”之风，明确会议分类审批，规定大部分会议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
 
一季度，全国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应声下滑。记者从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获悉，一季度全国五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47.89%，同比下降1.98%，环比降达10.83%。
 
——“占车霸房”要清退。在“住”方面，国土资源部21日表示，2016年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将全面实施。此前，多个省市已展开违规占用住房及办公场所清退。
 
仅辽宁省发布的数据就显示，清理超标办公用房525间1.1万多平方米，其中涉及在职省级领导干部24名。“原来靠少数人决定买多少车，现在要人大表决，一个镇的公务用车费用就砍掉了70万元。”温岭市人大代表陈元方说。
 
——机票禁“就高不就低”。会议费、差旅费新规实施后，财政部、中国民航局4月中旬新下发通知，即日起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事项，设立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其中明确公务出行折扣，并要求公示折扣浮动。
 
——天价“烟酒”源头设限。记者在上海知名的“白酒一条街”茅台路看到，53度飞天茅台目前标价近900元，不足去年的一半，较2300元高点下跌6成。国家烟草专卖局此前一个月内连续两次下发通知，加强“天价烟”管理，供货销售均受政策窗口控制。
 
从“官好做”到“官难当”
 
“从官好做，到官难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说明特权在受到限制，灰色空间越来越小。”复旦大学社科部教授肖巍说。记者调查发现，从“官好做”到“官难当”，实际折射的是为官路径的转变，更突显制度变革带来的“权力篱笆”威力。
 
初步统计，已晒出“三公经费”的93个部门中，发改委、三峡办、人社部、国土资源部等48个部门，在2014年均无购车计划。而在吉林、浙江等地，公车拍卖也如火如荼。仅在浙江临安，就有200余辆公车于3月在该市公开拍卖。
 
不过，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凸显。住建部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珏林认为，“权力限令”亟待与常规机制结合。比如，很多地方仍在热衷建设高端酒店，其中不乏政府定点、招待之用。更有甚者，以城市综合体之名打包豪华酒店、会所整体出让。“一些综合体显然是土地批租谋求转型，亟待建立长效机制约束另类‘楼堂馆所’。”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参政议政部部长闫凌云说，权力监督机制化已是大势所趋，从世界各国来看，公务员行业本应就是“高监督高风险”。“官员难当是一种正常现象，权力的背后就是责任，没有无限制的权力。这一点可以说是现代政府的治理规律。”
 
有了禁令，清白为官反而更简单
 
中央党校社科部教授青连斌认为，如果想凭公职身份另有所图，那道道禁令自然“碍事”；如果想本本分分干事、清清白白为官，严格按照禁令、规定行事就行，其实应该更简单，更理直气壮、更神清气爽。“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感叹‘当官越来越难了’，这表明误区依然存在。”
 
限制海外资产转移受限、“以租代购”等做法逐渐推广，公务限令已成为大势所趋。北京某汽车租赁公司一名业务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政府租车占其公司营业额的40%至50%，“尤其是有全国性、大型会议的时候，公务用车租赁特别多。”
 
事实上，个人海外资产转移等也受到限制。201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已新增一条规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
 
“关于公务员生存状态的争论实际表明，有些人还没有把公务员的角色摆正，还想依靠权力追求特权，只有早些改变观念，才能拿出责任感和积极性去干正经事。”青连斌说。（记者 杜放 魏董华）
 
官场“围城”：官员弃官零星出现不成规模
 
“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作家钱钟书小说《围城》里的这句经典之语，恰恰道出了无数男男女女对婚姻的美好向往和对现实固化生活束缚的不满。
 
官场“围城”之说，是最近采访中，多位官员谈到的话题。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自不必多说，看看每年的公务员报考热就知道。不论是冲着“铁饭碗”而来，还是想施展青春抱负，进入公务员队伍，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仍是件光宗耀祖之事。
 
这种独有的中国现象，背后是我国传统对权力的崇拜。中国一直有“优则仕”之说，很多人眼里，拥有权力大小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一把尺子。“所谓优则仕，连那些归隐之士都首选终南山，全因此山离都城最近，等待皇帝哪天来寻访名士，踏入官场。”一位媒体人的话极具讽刺意味，但却道出传统权力崇拜中，人们对权力盲目追求的弊端所在。
 
可为何“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很多人却难以理解。一些官场小说将“官”与权、钱、美色等人的一切欲望极度关联，吊足了读者们胃口，却让官员形象大打折扣。然而，现实的“官场”并非如此，尤其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官员的行为受到了更多的约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今，对于很多官员来说，人们眼中的“位高权重”，却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担当。
 
采访中，不少官员吐槽表面风光背后之不易。一位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手机要24小时开机，半夜电话打来，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哪位学生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位地方主管说，几乎每天都会加班到深夜，做不完的事情，停不下的脚步，“遇到一些干部犯错，当家人跪在我面前求情时，在情与法之间，我当时的心痛，更不知向谁倾诉。”实际上，虽有“出城”冲动，但官员们弃官的现象只是零星出现并不成规模。一位官员坦言，一个是在位的价值感使然，一个是难以寻找新的出路。
 
官场“围城”现象的出现并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除了我国传统对权力崇拜的心理因素外，老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和现实的错位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打破“官场”围城这堵墙，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官员选拔制度，并加大“打虎拍蝇”惩治腐败贪官的力度，让官员们回归其本位，在老百姓心目中真正树立起该有的良好形象。
 
将“仕”的终极目标回归到勤政爱民。我想，当“老虎”“苍蝇”们没了市场，官员们有了更多的爱民情怀，有了更多的公仆意识，“围城”现象自然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