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曾这样描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人老了，能颐养天年，自古便是人类一大梦想。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亿9390万人、预计今年将突破2亿，2034年突破4亿，2054年突破4.72亿。相比之下，全国养老机构总量不足、结构性短缺问题尤为凸显。如何养老、谁来养老，这是中国迫在眉睫要思考的命题。

 

　　这些年，中国在养老问题上做了不少探索，社会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成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模式。在思考“如何安放我们的老年”时，似乎传统机构养老仍是主要选择。然而，庞大的养老需求与捉襟见肘的机构服务之间，俨然成为一对待解的矛盾：一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2012年，中国的空巢老人为3600万，失能老人则高达0.99亿。这些失能老人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为16.6%，即有597.6万失能老人需要入住养老机构，但是护理性养老床位严重不足，民办养老机构中仅有15%左右的养老机构可以提供 “康复护理”服务。另一方面，有数据预测，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的数量将达到2.2亿，要实现民政部与发改委提出的“养老床位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到2015年要增长到30‰”的目标，还要增加280万张床位。即使取比较低的建设投入数据，按照10万元一张的床位建设费来计算，也还要投进2800亿元才能完成280万张床位的建设目标，折合下来，一年要900多亿元。这几乎是和“登蜀道”一样困难的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放开并盘活民间机构养老市场，“老有所养”、“老有善养”必会成为一道棘手的难题。就此而言，降低养老机构准入门槛，显然是务实的选择。

 

　　门槛低了，服务不能低。这就需要三重保障：其一，养老服务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养老机构本就良莠不齐，门槛低了，标准不能低。譬如“许可办法”提及的一些底线要求——如床位数在10张以上；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有符合养老机构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要求的基本生活用房、设施设备和活动场地；有与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资金等。养老服务，虽然是服务业之一，也是人命关天。软硬件或可商榷，但底线的规范必须明确。

 

　　其二，开放而多元的养老服务接续工程。公办不够，民办补位；专业不够，社工补位；资金不够，政策补位。要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有偿或无偿加入到机构养老的格局中来，就要善于激活各种要素、整合各种能量，不能仅仅靠门槛调节来破题。譬如可以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通过财政兜底、政策引导和加强监管，提升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又譬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提供养老服务的人才中，有相当数量的社工，也就是志愿者。这并不是素质高下的问题，而与其社工晋升制度息息相关：做几年社工可以考证，可以便于进入政府机构工作，还有一系列激赏机制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其三，责权对等的退出机制。养老服务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项人本的事业，需要尊重与理解，需要关怀与慰藉。正因如此，对于其间的症结与不堪，才要坚守“零容忍”的姿态。正如有专家对“办法”中提出的“养老机构具有歧视、侮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等不合规行为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说颇有微词，认为最高3万元的罚款过轻，起不到威慑作用。养老机构再少，还是应该对底线下行为“一票否决”。

 

　　每个人都有年华老去的时候，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不管今天的中国养老面临怎样的困境，踏踏实实破解难题、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少些争执、多些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宽进严出”不啻为合适的选择。

 

　　新华时评：

 

　　708万公务员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到2012年底，我国公务员达到708.9万人。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公务员多了还是少了，讨论世界各国的“官民比”（国家公务员数量与国家人口数量的比例），结论是中国“官民比”约为1比188.9，可谓全球“最低”。

 

　　在研究“官民比”问题时，我手头有一个新华社消息可以参照。中央纪委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结束。中央纪委常委同志和全国81万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职工按时递交零持有会员卡报告书。（详见6月29日北京青年报）

 

　　全国81万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职工在不在708万公务员人数中？倘若全在的话，那是81比708，也就是说，全国不到10个公务员里就有一个纪检监察干部职工，起码“纪检监察干部职工与公务员比”相当可观。倘若纪检监察干部职工全不在公务员人数中，那这81万人算什么？当然，这大都是党员干部。但是，党员干部中纪检监察干部职工也是极少数人。

 

　　“国家公务员”这个政治概念是个舶来品，大概也是从西方国家传进中国的。过去，我们只有“党员干部”、“国家干部”这样的政治概念。很多政治概念的东西，中国过去都没有，大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也就是西方人先有了，比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宪法、民主、自由、平等……

 

　　西方的政治概念“引进”中国后，大多数都犯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概念不清”的问题。“国家公务员”到了中国也不例外。比如说，西方的“国家公务员”概念界定里，不包括党员干部、社会团体组织的干部等。中国的各党派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官员算不算“国家公务员”？不算吧，可都有国家行政级别，连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也不例外。如果算是“国家公务员”，大概又不归国家公务员局管理。于是乎，我们在“国家公务员”概念这个小圈之外，还得套上一个大圈：“吃财政饭的”。在中国，“吃财政饭的”才相当于西方人的“国家公务员”概念。因为概念不清，或者说“名同义不完全同”，所以，后面的讨论都是“猴拿虱子——瞎掰”。

 

　　要说清中国的“官民比”是全球“最低”还是“最高”，如果不搞清楚中国的公务员里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外国的公务员里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那么，争论100年也说不明白。

 

　　凭直观而言，本文认为中国“公务员”（吃财政饭的）是世界上人数较高的，“官民比”应当在全球“最高”。仅中国的街道办事处这一级政府派出机构，大概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队伍。街道办事处拟不划入“国家公务员”只是个“名分”问题，一点也不影响他们是“吃财政饭的”。至于说到政府的临时雇员（我们叫临时工），比如城管协管员、交通协警、治安协警，更是外国没有，中国独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今后发布各类统计数据，都应对统计对象的概念首先作出清晰的界定，让公众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当然，故意搅浑水的统计除外。